如前所述，试图通过诉讼调解方式来解决行政争议，也是2014年修改《行政诉讼法》时添加例外条款的主要理由。
[15]彭真在主持1954检察院组织法的起草工作时，对于一般监督持慎重态度，就监督对象而言，他认为检察署（组织法通过前的机构名称为检察署）不是什么都管。[33]与此同时，在这看似静态的语言之下，是现行宪法实施以来，宪法学理的显著发展。
[54]林彦教授认为，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及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把所提出的宪法表决草案定位为一部未完待续的宪法，允许其与时俱进。第二，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但不是八二宪制下唯一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监督隐含了以检察院特有的原则、方法、角度实行监督的愿景或要求，[99]即检察院需要在我国公权力监督体系之中去证明自身存在的独特必要性。随草案一并提交的修改说明中有特别交代，检察机关相比其他机关的主要特点就是法律监督，以维护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但在反右中，法律监督被指为右倾，此后更成为砸烂检察机关的借口，以至于法律监督一词成了禁区。张军检察长在2019年两会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有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法律监督总体布局这样的表述，显露出将检察与监督两个概念等量齐观的意味。（一）文义解释：静态的宪法条文 现行宪法上集中而直接关涉检察院的条款（主要是现第134—138条），基本上完全对接1979检察院组织法上的第1、2、9、10条，在新修订后的检察院组织法上，则分别对应第2条（性质条款）、第4条（职权独立条款）、第10条（领导体制条款）、第9条（与人大关系条款）。
但随着八二宪法的实施，作为宪法概念的法律监督机关渐次展现了更丰富的内涵。[35][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207页。由于党对各项事业进行领导，强化党委对法治建设的领导责任实际上可以起到提高法治政府建设与其他各项社会主义建设活动的协调性。
这些现象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法治层面，而是一些政治、经济、社会现象。虽然有研究指出，法治指标与社会指标、经济指标中，最没有独立性的恰恰是法治指标。故建议指标设计时不能一刀切，而且每年的指标应该与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指标对应起来评估。2008年2月27日公布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要求，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体制保障。
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学界对依法行政中立法的倚重都说明立法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而对二线城市可增加一些减少资源消耗、加强环境保护、预防安全生产等政府部门的考评指标。
（三） 提升指标体系的适应性 法治政府建设的指标体系应体现中国特色。正所谓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规范性文件的报备比率和及时率是非常形式化的标准。2019年４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又将党政领导班子及其主要负责人在推进法治建设工作实绩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并明确了党委领导法治政府建设的职责。
而1993年提出的依法行政概念强调绝对法治观念，遵守严格法定主义，要求依法行政必须严格执法。自2001年启动至2012年截止，国务院分六批共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9.3％。但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各级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也不同。官方文件中并未对法治政府进行严格界定。
实际上，它与包括新公共管理在内的很多理论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和法治政府在治理理念下形成了一体化的建设逻辑。
指标体系还提供了衡量法治政府建设客观效果的评价标准。可见，法治政府建设不能完全依赖狭义的法治手段，还必须利用经济、社会等资源，实现善治目标。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之间存在逻辑关联。但从观念角度看2010年《法治政府意见》已发生明显变化，除了偏重政府各项制度建设之外，还包含了许多为实现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建设目标的内容，并与世界银行提出善治观念不谋而合。第二阶段是为了实现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建设目标而倚重法律进行政府角色和功能调整的阶段，可简称为倚法建设阶段。2006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作为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法治政府建设必须清晰认知和适应这些环境要素才能得以健康发展。截止2010年，有８个省级政府制定了贯彻《实施纲要》的实施意见，占全国省级政府（不包括台湾省）的25.8％。
因此，治理的关键在于让所有行动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并形成相互依赖。《实施纲要（2015—2020）》是首次由中共中央与国务院一起颁布的法治政府建设文件。
这样，依法行政建设实际就演变为立法行政建设。那段时间，法律无论是作为内在规范还是作为外在规范的效力都付之阙如。
（２）选择指标的构建标志，给出操作性定义。这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过往法律虚无主义的错误，为法治政府建设打下了良好的法律规范基础。
法治政府建设的理念通过指标体系转换为特定类型的具体行动。服务、责任、廉洁一直是行政法治研究的主题。第三，这一阶段也特别重视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考核。三个阶段建设理念之间是继往开来的关系。
直到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才首次提出依法行政。由此开启了依法行政考核指标建设的热潮。
社会指标之所以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也恰恰是因为其缺乏政策效用。２．数据与现实的可靠联系来自对建设目标的深刻理解而非抽象的统计学原理 概率论是统计学科学性的保证。
评估时，北方地区的许多行业协会都与政府挂钩，负责人或者是国有企业负责人或者是政府退体人员，因此通过座谈方式较难了解到真实情况。回溯三十多年法治政府建设历程，其中不乏观念与现实的反差与扞格。
综上，建议将市县法治政府示范地区大概可划分为四类：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及经济发达且人口达500万以上的省会城市）、二线城市（人口在500万至200万的省会城市或者ＧＤＰ排名300名之内的城市）、三线城市（如限制开发和重点生态功能区或者ＧＤＰ排名在600名之后的较大市县）、四线（经济欠发达或者贫困市县）等。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社会指标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的背景恰恰是经济指标的成功运作带了的鼓舞。这个阶段的法治政府建设问题的重心是法制问题，法制问题的重心是法律规范问题，法律规范问题的重心是立法问题，立法问题的重心则是如何加强对行政立法的监督问题。而指标系统的成功与否则往往取决于设计者是否充分领会了法治政府建设的内外环境、工作重点与系统特征。
据不完全统计，20多个省级政府对行政处罚、行政许可方面的行政裁量权予以细化、量化，为行政执法行为提供具体指引。从社会行动系统的理论看，这些维度展现了法治政府建设的AGIL功能模式。
就南方与北方地区而言，民营企业在经济中所占比例就有明显差别。199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以下简称《依法行政决定》）。
对于工业基地城市，应为其预留发展空间，生态文明、社会、法治指标不能过于严苛。这种学术划分想强调的是法治政府建设的环境对其工作重心影响至深。